普拉多博物馆语音导览，
五个站点，免费。

它比复制品让你以为的要小。高一百四十三厘米，宽八十一厘米，而这块表面的大部分什么都没有，是一片棕黑色的场，有一个身影从里面浮出来。

你正在看的东西曾经是一堵墙。戈雅把它直接画在自家餐厅的灰泥上。1819 年 2 月，七十二岁的他在马德里城外、曼萨纳雷斯河边买下一座房子，叫金塔德尔索尔多，意思是聋人别墅，名字来自更早的一位主人，尽管戈雅自己从四十六岁那年的一场病之后也几乎聋了。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两个房间的墙上画满了十四幅谁也不该看见的画。这些画下面原本是明亮宜人的乡野景象，还有一些小小的人物。他把那些盖掉了。

他一幅也没有起名字。你听过的关于这十四幅画的所有名称，都是别人定的，而最早的一份清单是 1828 年，也就是他去世那年，由他的朋友安东尼奥·布鲁加达列出来的。这一幅原本在底层餐厅后面那面短墙上，在一扇窗户的左边，同一扇窗户的另一边是《朱迪思与霍洛芬尼斯》。

看那双眼睛。眼白整整绕了一圈。然后看那双手，因为抵进身体背部的白色指节，连同那些肉和那些血，是整幅画里仅有的亮色。

接下来是争论。弗雷德·利希特指出，农神惯有的那套行头一样都不在，没有镰刀，也没有沙漏，而正在被吃掉的那个东西，身体不是婴儿的，其实在解剖上也不像任何一种确切的身体。约翰·乔法洛走得更远：他说，从腿和臀部看，这是一个成年女人，她没有挣扎，是因为她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没有头了。不管戈雅当时在做什么，二十来年前，也就是 1796 年或 1797 年，他就用红粉笔画过同一个题材，里面一滴血都没有。

这些壁画在那些墙上留了大约五十年，烂掉了。1874 年，房子归了一位法国银行家，弗雷德里克·埃米尔·德尔朗热男爵，他请本馆的首席修复师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库贝尔斯主持，把这些画从灰泥上揭下来，固定到画布上。德尔朗热把它们带到 1878 年的巴黎博览会，没有卖掉，1881 年把它们送给了西班牙国家。

在那次手术里，有样东西不见了。有人说，画上这个身影原本有一根勃起的阴茎，而这个细节是在移置过程中，应德尔朗热的要求去掉的。

这块木板是 117 厘米乘 162 厘米，这是第一个意外。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很小，而且多得没有道理。

从右下角开始，因为那是画里最后一处还有人在正常行事的地方。一个男人在弹琉特琴，一个女人在唱歌，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身后那具骷髅在跟着一起奏。他们的晚餐刚刚被掀翻：纸牌和双陆棋盘掉在地上，用餐的人正在拔剑，宫廷弄臣钻到了桌子底下。

现在让目光往左、往上走，看着这幅画不再在乎谁是谁。农民、士兵、贵族、一个国王和一位枢机主教，全都被收走了。枢机主教由一具戴着他那顶红帽子的骷髅押送。国王还伸手去够自己那几桶金子，一具骷髅正在抢，另一具把一个空沙漏举到他脸前。死亡大车的轮子底下，一个女人倒了下去，一只手里是一根线，另一只手里是剪刀，离剪断只差一刻，这是勃鲁盖尔在画阿特洛波斯，却没有把她的名字说出来。活着的人被赶进一个装饰着十字的棺材形陷阱，而在左上角，骷髅们敲响了世界末日的钟。

老彼得·勃鲁盖尔在 1562 年前后画了这幅画，用油彩画在橡木板上，把两个传统焊在了一起：来自北方的木刻死亡之舞，以及意大利式的死亡的胜利，就像巴勒莫的斯克拉法尼宫和比萨的坎波桑托公墓里画的那种。他也大大受惠于博斯，博斯的地狱就是这个页面上的下一站，在 56A 展厅。

它在本馆的工作室里待了十四个月，才在 2018 年去维也纳参加一场勃鲁盖尔展览。何塞·德拉富恩特稳固了橡木板；玛丽亚·安东尼娅·洛佩斯·德阿西艾因处理颜料层。这次清洗把早先的修复师去掉的东西还了回来，包括餐桌上的一只小盘子和一件绿色衣裙腰带的一部分，也把红色和蓝色，连同水里的倒影，一起提了上来。它还显出了他的画法：为了让烟看上去是透明的，他把颜料又从板上取了回去，其中有一些是用手指的压力弄的，而且他留下了那根用来搁住画手的木棍的痕迹。

还有一样东西值得去找，因为它给这个场景定了年代。散落在画里的日常物件当中，有一台早期的机械钟。勃鲁盖尔把他那个世纪最新的技术放进了一幅关于这一切都帮不上什么忙的画里。

这个展厅是胡安·德比利亚努埃瓦设计的中央楼体的上层，整个房间是围着一张画布布置的：高 318 厘米，宽 276 厘米。

委拉斯开兹在 1656 年完成了它，当时没有人叫它《宫娥》。早期的清册把它列作拉法米利亚，也就是《家庭》；本馆的藏品目录直到 1843 年才印出如今人人都用的那个名字。关于画上这些人是谁，我们知道的几乎一切都靠一份文本，那是画家安东尼奥·帕洛米诺在 1724 年发表的一段描述，距离事情发生已经六十八年。

那么，从中间往外看。那个孩子是玛格丽特·特蕾莎公主，五岁，当时是腓力四世和玛丽安娜王后唯一活着的孩子。跪着从金托盘上的红陶杯里递水给她的，是玛丽亚·阿古斯蒂娜·萨米恩托·德索托马约尔。另一位女侍，正好被画在屈膝行礼的起手处，是伊莎贝尔·德贝拉斯科。右边是两名宫廷侏儒，奥地利人玛丽·巴尔沃拉和意大利人尼古拉斯·佩尔图萨托，后者正用脚推那条獒犬。连这条狗都有来历：一般认为它是 1604 年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从柴郡莱姆府送给腓力三世的两条獒犬的后代。

接下来是两个难办的人物。后面亮着光的门口站着何塞·涅托·委拉斯开兹，王后的内侍总管，也是皇家挂毯作坊的负责人，还可能是画家的亲戚。他一条腿屈着，两只脚踩在不同的台阶上，究竟他是正要进来还是正要离开，一直没有定论。他同时又恰好站在整个透视的灭点上。这个房间里的每一条线，都汇向一个也许正要走掉的人。而后墙的镜子里，是腓力四世和玛丽安娜王后，那是已知委拉斯开兹画过的他们两人唯一的双人肖像。

有两件事你可以用自己的眼睛核对。画家胸前圣地亚哥骑士团的红十字，在他放下画笔的时候并不在那里。他直到 1659 年才被接纳进这个骑士团，那是这幅画完成三年之后，也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帕洛米诺说是国王事后让人把它画上去的，还说有人说是国王亲手画的。第二件，小公主的左脸颊。1734 年，马德里的阿尔卡萨尔王宫连同里面这张画布一起烧毁；宫廷画家胡安·加西亚·德米兰达修补了损伤，那片脸颊不得不几乎整个重画。这张画布两边也被裁掉过，所以你正望进去的那个房间，比委拉斯开兹画的那个要窄。

它从一开始就让人搞不清楚。大火之后，1747 年清点王室收藏时，小公主被写成了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亚·特蕾莎，这个错误在 1772 年又被抄了一遍。最后一次清洗是在 1984 年，由英国修复师约翰·布里利做的，西班牙媒体天天追着他不放，理由是只有在西班牙出生长大的人才该碰它；有一天，他工作的那个房间外面还闹起了一场小骚乱。费代里科·泽里的判断是：人们反对，并不是因为画被弄坏了，它并没有被弄坏，而是因为它看上去不一样了。

最后一个事实。它离开过这座建筑一次，1939 年去日内瓦参加一个展览，当时内战让普拉多空了。从那以后，它的尺寸、它的重要性和它的价值把它留在了这里，所以这面墙实际上是地球上唯一能做这件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