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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正方形，每边一百八十厘米，所以画中人几乎与真人等大。站得够近，画面就不再是平的。它闪得不均匀，一块一块地闪，而不是整体发亮。

这不是偶然，而且也不全是金。克里姆特先用石墨在上过底的画布上画出构图，罩上一道薄釉固定，然后把整块画布覆上 Schlagmetall，也就是纸一样薄的黄铜箔——只留下皮肤、头发、女子裙上的彩色花朵和那片草地。在黄铜之上，他再一片一片贴上真正的金箔和铂箔。接着他用深棕色的油性树脂把整个金属表面罩染一遍，趁釉还没干，把数不清的金、铂和黄铜细屑撒了进去。美景宫的修复师把最后这道工序比作日本的莳绘：工匠从竹管里把金粉敲落到湿润的表面上，让它们沉下去。

再说它是怎么挂到这面墙上的。1908年6月，克里姆特把它拿到维也纳的 Kunstschau 艺术展上展出，当时叫 Liebespaar，恋人。它还没画完；展览期间拍的一张照片显示，左下角还是空白。开幕十天后，现代画廊的委员会决定买下它，背后推了一把的是布拉格现代画廊的德意志部——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表示了兴趣。价格是两万五千克朗，是这家画廊为在世画家的作品付出的最高价。用不到这个数目两倍的钱，当时就能在萨尔茨卡默古特买下一幢连家具在内的别墅。

部里有人在购买卷宗上写了一句：克里姆特这幅画的左下角尚未完全完成。正在阿特湖度假的克里姆特在1908年7月16日回信，答应展览一闭幕就把它画完。11月他把画布带回家，改了好几个月，美术馆在1909年7月22日收货，题目仍然是 Liebespaar。《吻》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术馆的目录里，是1909年秋天，那时画早已属于美术馆了。

画拿回去的那段时间，他动了不少地方。X光和红外线显示，男子原本留着胡子，斗篷上的装饰不一样，女子的左小臂原本藏在斗篷底下。他还把她的小腿加长了几厘米。现在看她的脚。它们越过了金色光环那道波浪形的边缘，踩到他早已铺好黄铜箔和金属细屑的地面上；为了跟上它们，他不得不把草地又往右画了一截。

他们是谁？没有人知道。有一件私人收藏的胸针，里面藏着一小片羊皮纸，克里姆特在上面画了同样的拥抱，写着艾米莉这个名字、她的字母组合和他的字母组合，还有1908年8月30日这个日期——那是艾米莉·弗勒格三十四岁的生日，她和他一起在阿特湖度过，而这块画布正挂在 Kunstschau 上。这是一个说法，不是事实，但已经是现有最好的说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幅画被疏散到维也纳城外，1954年美术馆重新开放之后，它就一直在这里。1986年它去过纽约，1989年去过日本，1992年去过苏黎世，1997年去罗马整整一周。那是它最后一次离开这座城市。

高一百零五厘米，宽两百厘米，所以它挂在墙上像一扇窗，而窗外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格劳宾登州萨沃尼因以东的 Alp Tussagn 高山牧场，天际线上是 Piz Toissa 和 Piz Curvér。塞冈蒂尼就住在下面那道山谷里，也在那里露天写生。

然后是那棵树。一株白桦从雪里斜斜探出来，一个女人悬在它前面，双眼紧闭，红金色的头发被枝条缠住。看看她胸前是什么。那是一颗孩子的头，而它正从一根像脐带一样扭曲的树枝上长出来。现在顺着那根粗大的树枝和她身体的弧线看过去：两者之间画出了一颗心。

美景宫没有把这件事说得柔和一点。塞冈蒂尼要呈现的，是那些放纵肉体欲望、拒绝做母亲的女人的下场。她们为此受的苦，他称之为炼狱的鞭笞。留给她们的只有接受他认为她们生来该做的事；只有到那时，她们才被释放。往左边的远处看，那里是走得更远的一些：一个孩子正顶开冰壳向自己的母亲够去，两个女人已经从各自的树里挣脱出来，地平线的颜色也暖了起来，向着金色去。那就是这个故事里的涅槃。

因为这确实有一个故事。塞冈蒂尼的朋友路易吉·伊利卡——《波希米亚人》《托斯卡》和《蝴蝶夫人》的唱词就出自他手——把一首叫《涅槃》的诗译成了意大利文，并说它译自一部中世纪的印度典籍。树里的这个女人，塞冈蒂尼一共画过四次：《爱的果实》《淫欲的惩罚》、你眼前这一幅，还有《生命天使》。它们是他最早的象征主义作品。

其中有些东西来自他自己的人生。他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他离家出走，在米兰街头被人发现，送进了教养院，那里的一位神父注意到他会画画。直到三十多岁，他还几乎不会读写。而且他一辈子无国籍，所以拿不到护照，一次也没能走进自己在国外的展览。

1899年9月28日，他死于腹膜炎，死在高高的山上，当时正在画一组三联画的第三幅。两年后，维也纳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塞冈蒂尼展；也是在那一年，分离派把自己买下的这幅画送给了国家美术馆。在美术馆的记录里，它第一次出现在维也纳现代画廊的墙上，是1903年5月。走之前，先找到右下角的签名：G. Segantini, 1894。

三个人在黑暗里叠成一个金字塔，彼此挨得很近，然而正如美景宫自己的说明所写，读起来仍然是彼此孤立的。最上面那个男人又是席勒，蹲在女人身后，双膝把她圈住；她柔软的地方，他是嶙峋的。她坐在他两腿之间，低着头看向别处，沉在自己里面。最底下，半掩着，一个孩子从她两腿之间朝外张望。

席勒也没有把这幅画叫作《家庭》。他叫它 Kauerndes Menschenpaar，蹲着的一对人，美景宫至今仍用这个名字著录，后面括号里加上《家庭》。我们今天用的题目是他死后才有的，评论家贝尔塔·楚克坎德尔第一次这么叫它——而这次改题之所以让人难以承受，正是你离开这个展室之前该知道的事。

他在1918年展出了这幅画，是维也纳分离派第四十九届展览。海报也是他设计的。墙上挂了他十九幅画和二十四幅素描。那年二月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去世，二十八岁的席勒成了维也纳最重要的画家。伊迪特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1918年10月28日，伊迪特·席勒死于西班牙流感，当时怀孕六个月。孩子没有活下来。三天后，10月31日，席勒死于同一种病。画里的这个家庭从来不曾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

然而这并不是他们的肖像。画中女人的模特不是伊迪特，很可能是瓦莉·诺伊齐尔，就是你刚刚离开的那幅画里的女人。现在看那个孩子：席勒是最后才把他画上去的，画在原先躺在女人两腿之间的一束花上面，模特是他的外甥托尼。所以这幅画不是一个家庭的记录。它是关于家庭的一个念头，用一些并非那个家庭的人拼起来的，而拼起它的人，正要失去拥有一个家庭的机会。

最后一个细节，而且是难受的一个。这块画布有些地方没有画完。看看男人的左手，再看看它上面几厘米处的脸。脸是完全画好的。手几乎还不在那里。

1918年，这幅画直接从席勒的画室去了维也纳收藏家兼画家汉斯·伯勒手里，跟着他度过了在纽约的那些年，1948年美景宫从他手上买下了它。